结婚“花式负担”要纳入移风易俗改革|超碰护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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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来,高额彩礼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关注,部分地区彩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,不少年轻人直言负担不起,结不起婚。除高额彩礼外,漫天要价的“媒婆费”和名目繁多的“上车费”“下车费”“改口费”等,也在无形中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(5月9日《法治日报》)

  针对高价彩礼问题,从中央到地方,通过部署移风易俗改革,取得一定效果。但不少地方的彩礼仍然少则十几万元,多则几十万元,导致部分恋人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分手,让彩礼归于“礼”任重而道远。实际上,除高额彩礼外,各地还存在程度不同的与结婚有关的“花式收费”,加重了农村年轻人的结婚负担。

  譬如,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、买车,也成为不少农村地区的习俗。就结婚当天而言,除了要承担办酒席的费用,如报道中所披露的,男方还要支付“媒婆费”“上车费”“下车费”“改口费”“盖头费”等费用,总支出不是个小数目。

  其中,在一些地方,由于“媒婆费”与彩礼挂钩,也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。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,媒婆抽成就越高。以广东陈女士遭遇为例,媒婆不但要从10.8万元彩礼中抽2.8万元作为媒婆费,还要求男方支付5.8万元的介绍费,这种“吃完女方吃男方”的重复收费,无疑拉高结婚成本,增加结婚负担。

  多地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,全国初婚平均年龄正不断后移。国家统计局2022年6月发布的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——2020》显示,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.67岁,而十年前人均初婚年龄是24.89岁。如果结婚综合负担过重,一些年轻人就有可能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。

  高额彩礼、“花式负担”等因素造成的晚婚晚育,不仅对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——家庭造成不良冲击,也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。所以,不管是高额彩礼还是结婚的“花式负担”,都应该全部纳入各地移风易俗改革,以更有力改革“组合拳”,切实减轻年轻人结婚负担。

  从目前多地出台的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来看,高额彩礼都是治理的“重头戏”,而对其他与结婚有关的费用支出,少有地方提及。对漫天要价的“媒婆费”,须进行明确限制;对“上车费”等各种索费项目,能废则废,能减则减。

  进而言之,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的方案中,应该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拿出详细的涉费清单,对于暂时还不宜废除的涉费项目,要规定收费上限;对“零”收费的有关人员和家庭,应该通报表扬并以多种方式予以嘉奖;对漫天要价的媒婆和有关家庭,不妨拿出相应惩戒措施,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。

  年轻人恋爱结婚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,不能让这种好事沾染上铜臭味。无论是高额彩礼还是花式收钱,都破坏了结婚及其仪式的美好。即便彩礼费、“媒婆费”“上车费”等在一些地方属于风俗习惯,但如果过度为之就会阻碍社会进步,该废止的必须废止;即便某些习俗暂时无法废止,也要为其戴上“紧箍咒”。从村规民约到政策法规,都应该针对结婚负担重的问题,进一步规范、减负。(北京青年报)

  康晓峰身为党员领导干部,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,背弃初心使命,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,与多名行贿人串供,伪造、转移、隐匿证据,想方设法掩盖违纪违法事实,对抗组织审查,搞迷信活动;经济上贪婪无度,亦官亦商,利用担任县委、县政府“一把手”的职权,在干部选拔任用、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搞权钱交易,疯狂敛财,严重破坏所任职地区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,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。其行为已严重违纪违法,并涉嫌受贿罪,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、不收手,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应予严肃处理。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有关规定,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,决定给予康晓峰开除党籍处分;由省监委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;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;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,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  要清醒认识到,因为长期的和平环境,社会经济关系深刻调整等因素影响,有的将军政军民关系功利化、庸俗化,在军地交往中陷入靠权力推动、靠面子沟通、靠感情勾兑、靠关系往来、靠利益办事等误区;个别人甚至将军地交往当成谋求私利的途径,插手工程项目、收受钱款和贵重礼品等,破坏党性原则、助长不正之风,最终沦为腐败分子,损害了部队的声誉和军队的形象。“干净交往才能交出真情实意,规矩办事才会办出倍增效益。”

发布于: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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